我家的兌碗面

　　最近，《三門峽日報》發表了王培華的《仰韶兌碗面》，多家媒體也熱傳李愛民的《酸湯兌碗面》。他們的“兌碗面”都是升級版的“高配”版，是城里人、有錢人的兌碗面。在我心靈的深處，還藏著一碗農村人最原始的兌碗面。

　　我的那碗兌碗面，既沒有培華的制作程序規范，也沒有愛民的佐料誘人，只有面條、水和食鹽，而這三大件就成功地組成了那個時代的人間美食。

　　在兒時的記憶中，我家根本就沒有做過一頓純面條飯。在農村，質量最高的飯是中午飯。四五口人的家庭，稀拉拉下一把面條，切一堆紅薯葉、蘿卜纓或其他野菜來填充。為了增加黏稠度，解決上清下淀的問題，再攪一大碗玉米面糊糊，撒一把鹽末，一大鍋糊糊涂涂，半淡不咸的午飯就做成了。這樣的“兌碗面”，從嚴格意義上說，叫糊涂面更確切一些。

　　鹽也是必須省著吃的。我曾多次奉母親之命，拿著一個“碗底鍋鍋”(碗下托，手抓的圓底部分)去鄰家借鹽。農村的飯根本沒有什么蔥姜蒜、辣椒花椒等調料。除了鹽，最常見的就是用柿子做成的醋。因為沒有保鮮技術和盛放的器皿，柿子醋很容易“白化”：液面上形成一層白色膜酺，還有很多“醋姑姑”(果蠅一類的小飛蟲)飛來飛去。不能長期存放的醋，對于農村人來說，就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。

　　醬油這個詞，很多農村人就沒有聽過，更不用說見過吃過了。至于其他蔬菜就是奢侈品。在那“以糧為綱”的年代，除了公社批準的“蔬菜隊”以外，其他多數大隊、小隊是不準種植蔬菜的。在我的記憶中，紅薯是主食，菜類只有紅白蘿卜、倭瓜、豆角幾樣，沒有聽說哪里種過蔥蒜、芫荽一類蔬菜。

　　在我家，這碗“減配”的兌碗面，也只有來客時，客人和陪客的父親能吃上。并且我相信，客人和父親都沒有吃飽過。實際上，他們都能吃兩碗甚至更多一點。但是，客人在吃完第一碗后，就說吃得很飽了。父親強著給客人再來一碗，客人在客客氣氣“勉勉強強”的氣氛中吃了第二碗。父親那一碗吃得很慢，速度把握得也很好，與客人的第二碗同時吃完。

　　在這種場合，我是負責端面的，在控制食欲的痛苦中，可以享受那股飄逸在空氣中的面條清香味。農村的孩子很“懂事”，不會向大人要面吃;我更“懂事”，只是把吃面的沖動牢牢藏在心底。

　　“兌碗面”在我的心目中，是只有做客時才能吃的美食;“兌碗面”+“荷包蛋”就是一個美麗的傳說，是只有富豪們才能享受的頂級美食。

　　改革開放以后，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這些頂級美食才慢慢進入尋常百姓家。出于對這種頂級享受的“報復性熱愛”，我對“兌碗面”“荷包蛋”一直“熱戀”著。

　　1984年，我調到縣委辦公室工作，經常跟著縣委書記吳鴻凱下鄉。我發現吳書記也很喜歡“兌碗面”“荷包蛋”，每到一處，我就如此安排。有一次，我們下鄉到陳村，鄉黨委書記是李世民，與大唐皇帝重名重姓，已經快五十歲的老同志。當時的省委書記楊析綜，在聽取澠池縣委工作匯報時，針對李世民的情況，曾經這樣評價說：“基層干部年齡大點也不要緊，只要能干，有創新精神就行。”

　　李世民給我們安排的是升級版2.0的兌碗面：一個碗里四個荷包蛋。吳書記吃不了，直接給我挑了兩個，李書記也試著讓我再替他吃兩個。

　　那時候我年輕，一是飯量大，二是老實，就如實回答：“碗太滿了，吃吃看。”一會兒，李書記又給我撥了一個。那一頓，我吃了七個荷包蛋。滿滿地過了一次“雞蛋癮”。

　　那一次極限挑戰，證明我的消化系統很強大，身體也是棒棒的。在縣委辦、政府辦這個經常加班加點、通宵熬眼的地方，一干就是十五年，從來沒有歇過節假日，也沒有因為身體原因請過一晌假。

　　澠池人都喜歡這個美食，都成咱的“縣食”了。

　　1985年11月，澠池縣舉辦仰韶文化學術討論會，參會的書畫家李丁隴先生身體不適，不想吃東西，招待所師傅給他做了一碗兌碗面，老先生食用后大加贊賞：澠池師傅真行，只用一根蔥，就能把面條做得這么好吃。

　　1990年，坡頭鄉鄉長姚光保告訴我：他一次能吃三碗兌碗面，并且是滿滿的三碗。有一次在老百姓家吃飯，第一碗吃完后，人家問：“再來一碗吧?”我肯定欣然接受;第二碗時，我有點不好意思，但還想吃。為了避免尷尬，我總是幽默一下：“你猜猜我還吃不吃了?”他如果說：“還吃哩。”我就說：“恭喜你猜對了。”如果他說：“你不吃了。”我就說：“你猜錯了，要是還有，我還能再來一碗。”就這樣，我一連吃三碗兌碗面，就是第三碗沒有雞蛋了。不是老百姓不舍得，可能原來就沒有想到我能吃三碗。后來，坡頭群眾都知道我飯量大，愛吃兌碗面，一下鄉吃飯，兌碗面加荷包蛋就為我準備上了，一次三大碗。

　　“兌碗面”+“荷包蛋”養胃強身，并且成本低廉，制作簡單，營養可口，是澠池的知識產權，應該申報成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當然，如果真是申報，也應該是王培華、李愛民版的兌碗面，而不是我家的“減配版”。